俞敏洪:我的岳父


我的岳父姓杨,十几岁就当了兵,赶上了抗日战争的末尾和解放战争,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无数回。有一次他们一个排打剩下两个人,其中一个就是他。他的第一支枪是用大刀杀到敌人中间夺下来的,最后成了有名的快枪手。由于打仗勇敢,立了不少战功,最后从战士变成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。他当营长的时候中国解放了,有枪没处使,被调到天津警备部工作,最后升为团长。由于只会冲锋陷阵,不会逢迎拍马,就再也升不上去了。他一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,他当了保卫队的队长,发现毛泽东睡不惯席梦思就睡在地板上。岳父和岳母是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,基本上属于组织安排的那种婚姻。但看到他们年轻时的结婚照,一个英俊,一个美丽,倒也显得蛮般配的。我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时,他们已经头发有点花白了。在看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时,我头脑中怎么也抹不去岳父的身影。后来我跑遍天津,买到了这套电视剧的光盘,又买了一台VCD机,拿去放给岳父看。他看着就激动起来,脸憋得通红,双手微微地颤抖。

  我的岳父母结婚时已经解放了,没有了戎马倥偬的生活。刚好碰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多生孩子,准备和美国打持久的人海战争。于是夫妻俩就开始为国为民生孩子,一心想生男孩,将来能够继续驰骋疆场,保家卫国。结果生了一连串,一个男孩都没生出来。五个孩子整整齐齐都是女孩,像五朵金花,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。在生完老五后,岳父母只得罢休,怕再生下去还是女孩,经不起打击。我老婆是他们的第四个女儿,也是五个女儿中唯一上了大学的,而且上了北京大学。我就是在北大校园里盯上了我老婆,然后死缠烂磨,终于把她搞到了手。刚开始我老婆还很有点看不起我,因为她父亲好歹也是个官,而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。后来通过自己持久的努力,才赢得了她的青睐。岳父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儿上了名牌大学感到多么荣耀,却对军人充满了敬意和骄傲,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军人家庭,又把三女儿送到部队去锻炼了一番。五个女儿都嫁出去以后,老两口就一心希望下一代能生出个男孩来。结果老大生了女孩,老二生了女孩,老三生了女孩,轮到我和老婆还是生了个女孩。正当大家一起感叹杨家命中注定只出女将不生男兵时,老五却生了个男孩。母以子贵,从此老五在家里的社会地位从最低一下到了最高,每天在家里骄傲如小母鸡似的。后来我老婆带着女儿到国外居住,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忙碌,觉得母女俩实在孤单,就劝我老婆再生一个,老婆犹豫再三,怕生出来又是女孩。最后还是被我用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”说服,终于又生了个孩子,没想到是个男孩。这一下老五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才被治住了一点。

  听说岳父年轻时脾气火爆。部队上有一队痞子兵谁都治不了,就把我岳父派去当了连长。那帮痞子兵看到来了一个比他们还年轻的军官,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,明着暗着欺负他,他也一声不吭。直到有一天大家一起打靶,那些痞子兵大部分人枪枪落空,我岳父拿起枪来,咚咚几枪,几乎枪枪十环。正在大家拍手叫好时,他一把抓住平时领头闹事的痞子兵,要和他赤手空拳比个高低。痞子兵没有办法只能应战,结果我岳父三下两下把他打倒在地,从此奠定了他的绝对领导地位。后来部队缺粮时,他又想方设法为弟兄们弄来一堆粮食,结果被弟兄们崇拜得五体投地。有一次我在岳父家,当年他手下的一位弟兄刚好来看他,就一起坐下来喝酒。五位女婿除了我比较瘦弱,其余四位都虎气生生。大家一起劝酒,我岳父的这位弟兄(我们要叫叔叔)害怕喝醉,就单挑我喝,大概觉得我最弱不禁风。没想到我是最能喝的一位,结果把他灌得酩酊大醉,走的时候一路踉跄,一路扔下一句话:杨大哥家没有一个是孬种的,连戴眼镜的都这么厉害。

  我第一次见到岳父时,他对我并不十分看好。他大概更喜欢那种孔武有力的人。倒是岳母对我更加爱护,觉得我尽管尖嘴猴腮,但五官并不歪斜,架着眼镜还有点文质彬彬。在我结婚以前,每次从北京到天津去,我老婆(当时是女朋友)都要先对我耳提面命一番,要我去了以后扫地擦桌,烧火做饭,为她脸上争光。我倒是从小就打扫猪圈,但如何打扫城里人家的房子却不太懂。做饭就更不是我的专长,除了会炒鸡蛋别的都不行。但我老婆非要我拿一手,我只能硬着头皮上灶,结果做出来一席菜没有几个人动筷子,尤其是一盘糖醋排骨,没有一块咬得动,大家还要一边皱着眉头一边说好吃。我岳父对我产生好感来自于一件小事。他们住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,在入冬时要储藏很多蜂窝煤球,因此要在房子后面搭建一个煤池子。我一个人认认真真不声不响把煤池子砌好,再把煤球在池子里码放得整整齐齐,把自己弄得一身漆黑。我岳父觉得我一不怕苦,二不怕脏,从此认为我是个能干大事的人,再也不允许我做零碎的家务活,一到家就让我进房间读书。我果真没有辜负他的眼光,慢慢做成了新东方学校。我岳父把我砌的煤池子保留了很多年,逢人就说:“这煤池子是我四姑爷砌的,他就是那个新东方学校的校长。”其实听他讲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新东方学校是什么东西。

  一九八八年,我岳母病了,得了脑溢血,被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月,终于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但从此就瘫痪在床,并且失去了语言能力。当时全家都比较穷,没有财力可以请得起保姆,所有的女儿女婿都要上班谋生,我岳父独自承担起了照看我岳母的责任。当时我岳父已经从部队出来,正在一家工厂当厂长,义无反顾地辞掉工作,回到家里开始一心一意照顾老伴。岳母行动不便,他帮着端尿盆、擦身子,还要做各种各样的家务。过去岳母身体好时,都是岳母照顾他,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。从来没有做过饭的他,开始每天学做饭,从来没有洗过衣服的他,开始每天洗衣服。我岳母失去了语言能力,表达任何意思都需要不厌其烦地去猜。沟通不畅,老太太有时就会发脾气,我岳父原来急躁的脾气却消失殆尽,从来都没见过一次对老伴发火。这一相依为命的精心照料,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八年。在十八年的六千多个日子里,除了到周围的菜市场买东西,我岳父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,没有出去旅游过一趟,也没有睡过一次完整的觉。眼看着他脸上皱纹越来越多,头发越来越少,我们心痛却帮不上忙。后来我们开始挣了点钱,大家商量着请个保姆照看老太太,但老太太已经习惯了岳父的照顾,任何保姆来都没法做到像他那样精心。后来岳父就干脆拒绝再找保姆,一身重担继续扛在自己的肩上。只有在过周末或节假日时,女儿女婿才能去帮一点忙。十八年,我们看着他从走路爽爽生风的一个军人,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。一年又一年,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。我岳母满身是病,脑溢血、心脏病,几年前又得了乳腺癌,后来癌细胞逐渐转移到肺部。多少次送到医院,多少次我岳母又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。在十八年的岁月里,他们两个人变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灵魂,在苦难中变得谁都离不开谁,互相依靠着,和死神进行着坚忍不拔、艰苦卓绝的抗争。

  二零零五年三月,老太太再次被送进医院。医生在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后,对我们说,老太太能够活到今天真是个奇迹。我立刻明白了“奇迹”两个字后面包含的全部内容: 这奇迹来自我岳父十八年来增加的每一条皱纹,来自我岳父的每一根脱落的头发,来自于我岳父对自己老伴无怨无悔的关爱。但这一次老太太再也没有能够走出医院,在无数天急促的呼吸和含糊的呼喊之后,在心中没法舍弃而又不得不舍弃的最后弥留之后,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二十分,老太太终于握着我岳父的手离开了人世。

  我得到岳母病危的消息时,还在北京开新东方董事会。我老婆从天津给我打来电话,告诉我老太太病情不好。下午三点,董事会结束,我感到有一股压制不住的难受在胸中翻滚,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升起。我告诉司机立刻开车去天津,在去天津的路上,我打电话给家里,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,是我的一位连襟接的电话,告诉我老太太已经离开人世。我们疯狂地开车到达天津家里,家里已经设置成了灵堂,老太太的遗像,一张五十多岁时照的面带微笑的照片,放在灵堂的中央。在对遗像三鞠躬之后,我走进岳父的房间。正瘫坐在那里目光痴呆的老人,看到我进去颤颤巍巍站起来迎接我。我们的眼泪同时都在眼眶里打转,在他的眼神中我看到的不是十八年辛苦后的解脱,而是一种失去依恋的绝望,一种亲人永别后彻底的哀伤。老人一边给我让座,一边说没事,一边坐下来给自己点烟。由于双手颤抖,点了三次都没点着。我接过打火机帮他点着烟,自己也拿起一根烟点燃。老人说你不是不抽烟吗?我说:爸,我陪你抽一根;老人说:你不要抽,这样对身体不好。伸手把我手里的烟拿过去,掐灭在烟灰缸里。我们俩一时都没有了语言,呆呆坐在那里看着他手里的香烟散发出来的青烟,在房间里袅袅上升。

  当天晚上我还要离开天津。五月二十六日在江苏扬州我必须同时参加两个会议,新东方主办的2005年度全国民办教育研讨会和2005年度新东方总裁见面会。我要在这两个会上作主题发言,上千人在那里等着我,我不能不去。面对亲情和工作,我感到了无边无际的迷茫,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忙,不知道为什么在亲人们最需要我的时候却不能呆在他们的身边,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终极意义。我茫然走出家门,突然觉得自己像一条无家可归的、失去人性的狗。城市的高楼在我面前变成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障碍,冷冰冰地耸立在我的眼前,似乎告诉我的生命之路并不畅通。道路在我的眼前扭曲着身躯,痛苦地伸向前方。终于,汽车冲出了城市的包围,开进了暮色苍茫的原野之中。听着刘德华的“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,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,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,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……”我的眼泪终于没有节制地流了下来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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